受賄罪中利益要件的構成地位及理解適用

受賄罪中的利益要件，是指《刑法》第385條、第387條以及第388條規定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表述。[1]“為他人謀取利益”中的“利益”包括正當和不正當兩個方面，因此，可將“為他人謀取利益”概稱為利益要件，只是在特定情況下作出限制性規定。在理論界和司法實踐中，對此項在刑法條文中明確表述的要件的地位，分歧較大；同時，“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受賄罪不同表現形式中的要件地位，也有待明確。

　　一、利益要件在受賄罪中的地位

　　1997年《刑法》將“為他人謀取利益”與“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并列，作為收受型受賄罪的客觀方面。1999年的《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對刑法條文作出進一步解釋：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必須同時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條件，才能構成受賄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下文簡稱《工作紀要》）特別指出，“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因此，刑事法律、司法解釋以及實務部門都是將“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構成要件的客觀方面予以規定和理解的。

　　（一）利益要件的客觀要件地位

　　犯罪的構成要件，是指對行為的性質及其社會危害性具有決定意義，而且是該行為成立犯罪所必須的那些事實特征。[2]因此，構成要件對于一項犯罪．來說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從受賄罪的本質特征和自身表述結構理解，利益要件是收受型受賄罪中不可或缺的構成要件。

　　1．利益要件反映受賄罪“錢權交易”的本質特征。行賄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條件是要求其“謀取利益”；反之，受賄人收受財物，代價是“為他人謀取利益”。可見，“謀利”是交易雙方錢與權的實質對接。交易雙方各取所需，才能促使交易的達成和實現。

　　有學者認為，錢權交易的本質是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索取或非法收受財物”之間的關系予以反映的。筆者不贊同此種觀點，認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只是受賄犯罪的前提。此種客觀前提的存在，才使得行為人具有索取、收受財物的資格；受此客觀前提的指引，請托人才會尋找到行為人。另一方面，權力往往是抽象而概括的，需要通過職務行為予以具體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所包含的情形是錯綜復雜的，[3]不如職務行為具體、明確。“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客觀方面可歸納為兩種職務行為。(1)合法的職務行為，即在實體和程序上都合法的職務行為。合法的職務行為決定了為他人謀取的利益的合法性。(2)違背職責的職務行為，簡稱背職行為。背職行為決定了為他人謀取的利益的非法、不正當性。

　　2.“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表述結構表明其作為客觀方面的特征行為。“為他人”是該要件的補充成分，“謀取利益”是中心詞，動賓結構，表明的是一種行為。“謀取”是指通過謀劃得到。1999年立案標準強調，為他人謀取的利益是否實現，不影響受賄罪的成立。因此，“謀”成為利益要件的靈魂。受賄罪的“謀”是以財物作為交換條件、以職權作為交易前提的，但最終還是要依靠職務行為實現。

　　2003年《工作紀要》將“為他人謀取利益”理解為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于是，理論界在客觀要件說的基礎上，提出許諾說。“許諾說”實際上吸取了主觀要件說的合理方面，進而發展客觀要件說的觀點。但也有人提出，在司法實踐中因難于獲取有關許諾的證據而使該項內容虛設的問題。筆者認為，許諾、約定，不需要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存在現實的口頭或書面協議，只要能夠認定行賄人行賄的目的在于謀取某種利益，且行為人明知此項請托內容并基于自己職務上的便利收取財物，就可以認定這種允諾的成立，構成受賄罪。

　　（二）利益要件在不同受賄表現形式中的地位

　　《刑法》第385條和第 388條是有關受賄罪的罪狀規定，學理界將之分為四種表現形式：索取型受賄、收受型受賄、經濟受賄、斡旋受賄。前文主要論述利益要件在收受型受賄犯罪中的構成地位，下面分析“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其他三種受賄形式中的意義。

　　1．索取型受賄不以“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構成要件。1989年《關于執行＜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中規定，索取他人財物的，不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均可構成受賄罪。可以將索取型受賄理解為兩個層次、三種情形：(1)要求。趁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職務行為時，要求交付財物。即在明知他人有請托事項時，以“要求交付財物”的行為表明“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憑借本人職權對他人利益的直接制約關系，要求交付財物，并表示可為其提供某種利益。即明確許諾并“要求交付財物”。 (2)勒索。憑借本人職權對他人利益的制約關系，要求交付財物，如不交付，將給予對方造成損失。以通過職權給對方造成不利益為威脅“要求交付財物”，明確許諾保證其合法利益的實現。“索取”并不包括敲詐勒索的內容，這一點也為其他國家的刑法所認可。[4]可見，索取型受賄罪的行為人往往認識到所取得財物與其職務行為存在對價關系，即對財物的賄賂性是有明確認識的，并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索取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決意。因此，索取受賄的“索取”已經包括了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情形。筆者不贊同將索取受賄不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為要件的規定解釋成“立法者對索賄從嚴、受賄從寬的態度”。問題的癥結在于，“索取他人財物”的表述本身已經能夠反映受賄罪交易性的本質特征，因此沒必要在構成要件中再做贅述。

　　2.經濟受賄無需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客觀要件。有觀點認為，經濟受賄只是對前款受賄罪的補充和強調，并未規定新的犯罪構成，因此經濟受賄同樣需要具備“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5]筆者不贊同此種觀點，理由如下。(1)經濟受賄是受賄罪的表現方式之一，但并不表明其不具備獨立完備的構成要件。如果經濟受賄具備普通受賄所有的客觀要件，那么就不具有單獨存在的意義。(2)從同類立法規定看，“以××罪論處”形式的立法體例說明其具備獨立的犯罪構成要件。如刑法規定“攜帶兇器搶奪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即搶劫罪）”。此時，就不要求必須具備搶劫罪的一般構成要件—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式。只要自身的構成要件可以反映該罪的本質屬性，就應該承認其存在的獨立價值。經濟受賄中的“權”具體化為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法律法規規定收取回扣、手續費的行為，即經濟往來中的背職行為；“錢”表現為此種回扣、手續費的個人所有。

　　3．斡旋受賄以“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作為客觀構成要件。此處的利益要件具體反映為“不正當利益”限定下的職權行為，并且與“索取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選擇性行為相并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99年發布《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下文簡稱《通知》）明確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謀取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方便條件。”“不正當利益”的實質，就是通過背職行為所得到的利益。如行為人不按法定要件進行審核，使不具備上市條件的公司獲得上市融資的資格；行為人違反公務員招錄公平、公正的原則，向相關負責人“打招呼”，使進人公務員面試的考生獲得其所報考的職位。需要說明的是，此處的背職行為不包括行為人僅僅非法收受財物而概括違反公職人員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情形。

　　二、利益要件地位的明晰有利于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困惑

　　（一）受禮行為的定性

　　國家工作人員收受禮品的行為是職務權力的衍生物，區別于建立在親友關系基礎上的饋贈。親友間的禮尚往來是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習俗，也是一種正常的感情交流。但在實踐中存在以此種關系作為掩人耳目的遮陽傘、謀行受賄之實的情形。因此，對于建立在親友關系基礎上的饋贈也應加以區分。

　　1．無具體請托的“感情投資”

　　有些人對握有實權的國家工作人員采取放長線釣大魚的長線投資策略，常常把過節、祝壽、婚喪嫁娶、探視病情等作為正常的“禮尚往來”機會，不惜重金分期投入。投資者在贈送禮品（包括禮物、禮金、禮券等物品）時沒有明確的請托事項，其目的在于建立感情；國家工作人員收受禮品后，既不立即為投資者謀取利益，也不作出將來要為其謀取利益的承諾。其實雙方都心知肚明，只要時機成熟即可兌現。近年來，有些官員在逢年過節收受的此種感情投資往往高達十幾萬元甚至上百萬元，造成極壞的影響。此類受禮行為已成為反腐斗爭的重點打擊對象之一，主要依靠行政法規和黨章紀律予以規定。為整治此種不良風氣，紀檢監察部門多次發出通知，嚴禁該類行為，對于違反規定收受紅包、禮金的，一律先行免職，再按照黨紀政紀的規定進行處理。在防微杜漸的同時，也以刑事法律作為打擊的最后利器。并不是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因采取利益要件的客觀要件說而使刑法對此類腐敗行為置若罔聞。

　　對此種類型的饋贈行為應區別情況予以處理。(1)根據《刑法》第394條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公務活動中接受禮物，依照國家規定應當交公而不交公，數額較大的，以貪污罪定罪處罰。非公務活動中接受禮物，數額較大符合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構成該罪。(2)未達到上述犯罪的，可以依照黨紀、政紀處理。《行政許可法》、1988年國務院《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國內公務活動中不得贈送和接受禮品的規定》、1993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嚴禁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公務活動中接受和贈送禮金、有價證券的通知》、以及國務院《行政執法機關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等法律法規中都有專門規定，并與刑法中的受賄罪形成銜接。[6]以利益要件作為罪與非罪的判斷標準。如果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則屬于不正之風，按一般違紀處理；如果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財物，或者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而收受財物的，按受賄罪定罪處罰。

　　在實踐中要注意區分以拜年費、婚喪嫁娶禮金為掩蓋的事后酬謝型受賄罪。1997年上半年，時任朝陽區委宣傳部部長兼朝陽戶外廣告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周良洛，接受大正廣告中心的請托，幫助該中心取得業務項目。大正廣告中心分別在1999至2002年春節，先后以拜年為名送給周良洛共計人民幣45萬元。在該案中，事先有請托、事中“打招呼”、事后請托人獲取利益，雖然請托人給予財物的行為發生在職務行為實施、利益實現的近一年半后、并且采取拜年費的形式，但“錢權交易”的犯罪本質在拜年費的掩蓋下還是暴露無遺。

　　2.無事前請托的事后酬謝

　　無事前請托的事后酬謝，是指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行為人在實施職務行為時就意在以后收受對方的財物，但行為人事后收受對方財物時，卻明知對方送的財物是因為自己的職務行為使對方獲取了利益。此類受禮應區別于典型受賄犯罪中的事后受賄。有學者否定該類行為構成受賄罪，指出：“事前沒有賄賂的約定，由于行為人正當行使職務行為在客觀上對他人形成利益，為此受益人在事后向行為人交付財物表示感謝而行為人予以收受的所謂事后受財行為，由于行為人主觀上雖然有收受財物的故意但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交換條件而收取他人財物的故意，因此不能構成受賄罪。”[7]而多數學者認為該類行為構成受賄罪。當國家工作人員事前實施某種職務行為（不管是否正當合法），客觀上為他人謀取了利益時，他人向國家工作人員交付的財物，就是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國家工作人員明知該財物是對自己職務行為的不正當報酬而收受，就具有了受賄罪的故意。”[8]

　　筆者認為，并不要求受賄故意存在于受賄的全部行為過程中。受賄故意可產生于為他人謀取利益之前，也可產生于為他人謀取利益之后。只要具有受賄的故意，不論產生于哪一行為階段，都與客觀行為一起構成犯罪要件的有機整體。但是，在實踐中應區分兩種情形。[9](1)合法履職的行為，且主觀上無偏重，只是在客觀上有利于“他人”，收受“他人”事后酬謝的財物，不構成受賄罪。即使在收受財物時具有錢權交易性的認知，但在客觀履職中不符合“謀”的行為特征。[10](2)背職行為，不論主觀有無偏重，只要客觀上有利于“他人”，收受“他人”事后酬謝的財物，構成受賄罪。此時可以通過背職行為推定行為人“謀”的意圖。

　　（二）虛假承諾

　　虛假承諾，是指國家工作人員許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并以此索取或者收受財物，但事實上沒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打算。有觀點認為，若行為人無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真實意思，僅有非法取得他人財物的行為，并不能認為其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因為該行為不能體現“錢權交易”的個性特征。[11]有學者認為虛假承諾情形下也能夠反映“錢權交易”，從而構成受賄罪。[12]但是該學者是站在利益要件取消論的基礎上提出的觀點，認為此種交易是通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予以體現的，因此，該罪的本質與許諾是否真實并無關系。

　　筆者認為，“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的承諾階段包括虛假承諾的情形。明知請托而收受，即使主觀上無為他人謀利的意圖，也構成受賄罪。[13]在受賄罪的利益要件中，不問行為人是否真正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意圖，只要行為人作出承諾、且公眾依據該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前提產生對其承諾可實現性的信賴，該承諾就是具有效力的。基于此承諾的有效性，相對方才會自愿交付財物。此時，行為人有效的承諾，加之相對方自愿交付的財物，使權與錢之間的交易業已達成，構成受賄罪。

　　（三）時差掩蓋下的空間歸罪

　　利益要件的客觀構成地位要求收受型受賄罪的行為人同時具備“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和“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因此實踐中存在二行為間不同先后順序、以及時間間隔長短不一的情形。這種時間順序與間隔的不同起初只是一種無意識的表象，但如今已演變成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規避法律制裁、掩蓋“錢權交易”實質的伎倆。針對此種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07年《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提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約定在其離職后收受請托人財物，并在離職后收受的，以受賄論處。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的“約定”、“許諾”，不但使謀利與受財的二行為置于同一空間中從而凸顯行為間的因果關系，還充分暴露出受賄罪的交易性本質。

　　然而，在實踐中，這種發生在行為人與相對人之間、無第三人旁證的“約定”和“承諾”是較難舉證的，只要有一方否認就難以認定其存在。根據《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28條規定：“根據本公約確立的犯罪所需具備的明知、故意或者目的等要素，可依據客觀實際情況予以推定。”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對財物賄賂性認識的認定標準比一般人要低，對所收受財物的注意標準比一般人要高。針對上述情況，2009年 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司法解釋《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四）》開始施行，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受賄的，司法機關將使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從罪狀表述分析，行為人索取或者收受賄賂的行為都是圍繞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或者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或者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本罪罪名可以對應《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18條規定的影響力交易犯罪。
　　【注釋】
[1]《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利的，是受賄罪”。第387條規定：“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情節嚴重的……”。第388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
[2]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原理》第2卷，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頁。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9年《關于執行＜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若干問題的解答》對“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進行解釋，規定：受賄罪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職權或者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職權”是指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與職務有關”是指雖然不是直接利用職權，但是利用了本人的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請托人謀取利益，而本人從中向請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的，以受賄罪論。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是指行為人與被其利用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在職務上雖然沒有隸屬、制約關系，但是行為人利用了本人職權或者地位產生的影響和一定的工作關系，如單位內部不同部門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上下級單位沒有職務上隸屬、制約關系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有工作聯系的不同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等”。
[4]參見《日本刑法》第197條、《聯邦德國刑法》第331條、《瑞士刑法》第315條，不用“索取”而適用“要求”一詞。
[5]楊興國：《貪污賄賂犯罪法律與司法解釋應用問題解疑》，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頁。
[6]《行政許可法》第73條規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辦理行政許可、實施監督檢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或者謀取其他利益，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行政處分”。1988年國務院《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國內公務活動中不得贈送和接受禮品的規定》第3條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假借名義或者變相形式贈送和接受禮品：（一）以鑒定會、評比會、業務會、訂貨會、展銷會、招待會、茶話會、新聞發布會、座談會、研討會以及其他會議形式；（二）以祝賀春節、元旦、國慶節、中秋節和其他節假日的名義……（四）以祝壽、生日、婚喪嫁娶的名義……。”第6條規定：“……違者據數額多少，情節輕重，分別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直至撤職處分。”第8條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贈送、接受或者索取禮品的，按照國家有關懲治行賄、受賄的法律、法規處理。”
[7]陳興良主編：《刑法疏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29頁。
[8]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29頁。
[9]行為人在職期間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但未向請托人要求或約定賄賂，而請托人在行為人離退休后出于感謝給予財物的，一般不構成受賄罪。但如果行為人違背原職務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且明知請托人是因此而給予數額較大的財物，則不因行為人的離退而影響其構成該罪。
[10]《漢典》中將“謀取”中的“謀”解釋為三層含義：計劃、設法尋求、商議。
[11]夢慶華：《受賄罪研究新動向》，中國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頁。
[12]呂天奇：《賄賂罪的理論與實踐》，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25頁。
[13]陳興良主編：《刑法學關鍵問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