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犯罪疑難問題研究[1]

【摘要】電信詐騙犯罪明顯不同于普通詐騙犯罪，電信詐騙犯罪管轄應以被害人損失財產地管轄為主；在電信詐騙共同實行犯的刑事責任方面，應區分平行式和漸進式兩類行為模式；在電信詐騙證據審查方面要對實行犯和幫助犯的審查各有側重，對實行犯要重點審查客觀方面，對幫助犯要重點審查主觀方面。
　　【關鍵詞】電信詐騙犯罪；共同犯罪；地域管轄；證據審查
　　電信詐騙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電話、計算機網絡所依托的電信技術的信息傳播功能，向社會不特定的人群發布虛假信息，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2]這類犯罪涉及面極廣，涉案金額巨大。相關資料顯示，僅2008年北京、上海、廣東、福建四個省市電信詐騙的犯罪金額就達6個多億，不僅嚴重侵害了公民的財產權利，且已成為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的突出問題。電信詐騙與傳統詐騙相比，犯罪手段更科技化、智能化，隱蔽性更強，犯罪分子利用電話、互聯網技術實行遠程詐騙，可以不再受限于空間條件，且多為團伙作案。這些明顯不同于普通詐騙犯罪的特點，導致在辦理電信詐騙案件中出現了一些法律適用和證據審查方面的難題，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討。

　　一、電信詐騙犯罪中的管轄問題

　　電信詐騙利用手機短信、電話、互聯網等高科技手段實施詐騙犯罪，行為人往往跨地區甚至跨國邊境作案，尤其是利用網絡實施的詐騙犯罪，完全打破了犯罪行為的地域界限，因此在電信詐騙犯罪中，管轄問題顯得愈發突出。

刑事訴訟法之所以要確立一系列的管轄規則，是因為訴訟案件種類繁雜、數量眾多，如果不確立一定的管轄規則，不但徒呈糾紛，也有悖于法律的嚴謹和慎重。[3]可以說，刑事訴訟上的管轄規則從誕生時起，主要考慮的就是有利于司法機關及時展開偵查、起訴、審判等刑事訴訟活動，避免訴訟資源的浪費，使整個刑事訴訟過程順利地進行。合理配置司法資源和提高訴訟效率是管轄的重要程序價值。[4]我國刑事犯罪地域管轄的基本原則就是效率和便利原則，電信詐騙的地域管轄也應遵循這一原則，確定最有利于刑事訴訟進行的地點進行管轄。

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轄。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審判更為適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規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為發生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財產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生地和犯罪分子實際取得財產的犯罪結果發生地。”根據上述規定，刑事訴訟法上的地域管轄以犯罪地為主，而電信詐騙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財產犯罪，所以在電信詐騙案件中，犯罪地包括犯罪行為發生地和犯罪分子實際取得財產的犯罪結果發生地。實踐中如何確定電信詐騙的犯罪地管轄，需要具體分析：

　　1．電信詐騙案件應以被害人損失財產地管轄為主。電信詐騙有不同于傳統詐騙犯罪的典型特點，犯罪分子普遍采用異地作案、異地跨行取款的方式實施犯罪，地域流動性大，所以最初立案偵查的機關往往不是實際實施詐騙行為地的偵查機關，而是被害人損失財產地的偵查機關。電信詐騙的特點導致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司法機關往往不能及時掌握案發的情況，而被害人損失財產所在地的司法機關則很有可能最先接到報案，予以立案，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偵查，這種情況在電信詐騙案件中普遍存在。如果機械地由犯罪行為地管轄，不僅浪費先期的資源投入，而且即使損失財產地的受案機關將線索移送給犯罪行為地，該地公安機關還是要順著資金走向去偵查，大量的偵查工作并不在其管轄區域內進行，相比由損失財產地公安機關利用技術手段獲得行為人在外地的位置并去抓捕來說，操作起來要困難、復雜得多。顯而易見，從節約司法資源、有利于刑事訴訟的角度看，由被害人損失財產所在地對案件進行管轄顯然比犯罪行為地管轄更為適宜。

　　2.損失財產地管轄的法律依據。如前所述，被害人損失財產所在地顯然不是電信詐騙案件的犯罪行為發生地，所以，判斷被害人損失財產所在地是否有管轄權的關鍵，要看是否屬于犯罪分子實際取得財產的犯罪結果發生地。筆者認為，從案件發生的實際情況分析，被害人損失財產所在地屬于犯罪分子實際取得財產的犯罪結果發生地。因為，電信詐騙往往是異地詐騙、異地取款，犯罪人與被害人幾乎沒有面對面的接觸，犯罪人一般都是通過銀行匯款等渠道使被害人“交付”財產。在現代金融手段高度發達的條件下，資金的匯兌速率完全可以以秒來計算，而若想取消已經進行的交易則相對困難，所以一旦被害人將財產匯入指定賬戶，就可以認為犯罪人已經實際控制了財產，而被害人也實際損失了財產，此時犯罪結果已經發生。據此，可以將被害人匯款地等損失財產所在地認定為是犯罪人實際取得財產的犯罪結果發生地，依法享有管轄權。

　　綜上，電信詐騙案件的地域管轄應本著保證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原則，以被害人損失財產所在地管轄為主，以行為地、其他犯罪結果發生地、被告人住所地管轄為輔，根據具體案件的具體情況，如果由后者管轄更為適宜的，可以由后者管轄。另外，還有兩個輔助性規則：第一，最初受理優先規則，即幾個偵查機關都有管轄權的，由最初受理的機關管轄；第二，全案受理規則，即只要受理了涉嫌犯罪行為的一部分，就要對全案進行受理。

　　二、電信詐騙犯罪中的共同犯罪問題

　　電信詐騙往往由多人共同實施，其中大量的是犯罪集團或團伙作案。根據刑法的規定，電信詐騙集團的組織者、領導者等首要分子應對集團所實施的全部詐騙犯罪承擔刑事責任，這一點相對容易認定。實踐中爭議較大、比較疑難復雜的問題是，除了組織、領導詐騙集團的首要分子之外，電信詐騙案件中具體實施撥打電話、網絡操作等部分實行行為的人如何承擔刑事責任。實踐中電信詐騙的實行犯最常見的兩種行為模式是平行式和漸進式，這里重點探討的是在這兩種行為模式下實行犯的刑事責任問題。

　　（一）平行式詐騙中實行犯的刑事責任

　　所謂平行式，是指多個犯罪人受同一人指使或多個犯罪人共同預謀，具體實施撥打電話、上網行騙等詐騙行為，多個犯罪人不是針對同一對象實施詐騙行為，而是各自針對不同的犯罪對象，互相之間沒有交叉，呈現出一種“各憑本事、各自為政”的狀態。例如，犯罪嫌疑人簡某等5人，在福建廈門、漳州等地2人或3人一組隨意撥打外省市的固定電話，一人謊稱接電話方的子女被綁架，一人以綁匪自稱索要錢款，并告知被害人將錢匯人指定賬號，先后騙取人民幣10萬余元。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當然要對自己實施的詐騙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但對其他人實施的詐騙行為應否承擔刑事責任則爭議較大。這一問題從根本上說，是部分行為人對其他犯罪人的行為是否成立共同犯罪，所以最基本的判斷標準在于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和共同行為。由于各行為人都實施了詐騙行為，如果可以認定存在共同故意，則共同行為這一點上一般比較好認定，因此有無共同故意成為判斷的重點。而在平行式詐騙的共同故意中最難判斷的是，是否存在意思聯絡，即數行為人在主觀上相互溝通、彼此聯絡，認識到自己不是在單獨的實施犯罪，而是在和其他人相互配合共同實施犯罪。[5]具體來說，可以側重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1．是否存在共謀以及共謀內容的明確程度。共謀，是指已經具有犯罪意思的人之間相互討論，反復溝通，就謀議犯罪而言，共謀的人之間是一種對等、平等的關系。[6]在平行式詐騙中，如果多個行為人存在事先的共謀，即使在具體實行時各自單獨行事，那么可能也需要對他人的犯罪行為共同承擔刑事責任。因為“從共謀本身的性質看，共謀行為不是單獨一個人單純的犯意表示，而是二人以上相互的意思聯絡，是為實施犯罪進行準備的一種犯罪預備行為。”[7]即使是共謀而未實行，我國刑法理論一般也認為構成共同犯罪。當然，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判斷，要作出更為準確的認定，還需要結合共謀內容的明確程度進行判斷。如果共謀的內容非常明確，對實施犯罪的對象、范圍、目標都有明確的意思表示，指向性較強，這種情況下，各行為人只對共謀所明確指向的范圍內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超出這一范圍的犯罪行為，其他行為人可能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如果共謀的內容不是非常明確，對犯罪對象、范圍、目標沒有明確具體的表示，指向性較弱，犯罪故意比較概括，在實行犯罪過程中體現為見機行事、隨機應變，這種情況下，除非其他行為人實施了與共謀的犯罪性質不同的犯罪，比如共謀詐騙，某人單獨實施了強奸，其他人對此不需要承擔責任，否則各行為人一般應對其他行為人實施的詐騙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電信詐騙中的共謀絕大多數為后一種情況，一般只是共謀通過電信方式實施詐騙，至于詐騙誰、怎么騙帶有很大的隨機性。因此，在平行式詐騙中，如果存在共謀，那么各行為人之間成立共同犯罪，一般應對其他人的詐騙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如果各行為人沒有事先的共謀，只是共同受組織者、領導者的指使各自實施詐騙，此時應否對其他人的詐騙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不能一概而論，應根據具體的時空條件、行為之間的關聯性、事前、事中、事后表現等具體因素綜合判斷行為人之間是否存在共同故意。

　　2.行為人當場或事中的表現。如果行為人在同一場所實施詐騙行為或者在其他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時在場，根據行為人的具體表現判斷是否對其他人的詐騙行為承擔責任。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對其他人的詐騙行為明確表示贊同或積極參與其中。此時很明顯，行為人對其他人實施詐騙行為是知曉的，并進行了積極的支持或參與，二者之間具有共同故意，應共同承擔刑事責任。（2）沒有任何表示，既不明確表示贊同，也沒有任何制止或反對的表示，而是繼續實施自己的詐騙行為。此時行為人雖然沒有任何表示，但他們要么事先存在共謀，要么受到共同的指使，在同一場所實施詐騙行為，對他人的行為彼此知曉，對其他人與自己共同實施詐騙行為這一事實有具體的認識。基于這一點，在主觀上犯罪故意得以強化，在客觀上行為人繼續實施犯罪行為實際上是對其他人犯罪行為的默許和支持，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由此，應認定行為人之間構成共同犯罪，雖然各自實施詐騙行為，但對其他人實施的詐騙行為也應承擔刑事責任。如果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時不在同一場所或其他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時不在場，對其他行為人的行為確實不知曉或者雖然知道有其他人也在實施與自己相似的行為，但二者之間沒有任何聯系，對其他人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行為方式沒有具體的認識，只有抽象概括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可能只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對其他實行犯的詐騙行為則不承擔刑事責任。

　　3．分贓情況及行為人事后的表現。各行為人均是實行犯，雖然實施詐騙行為時是各自單獨行事，但如果事后對贓款共同占有、共同分配，則仍可能對其他人的詐騙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因為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行為人之間在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上不可分割、相互配合的性質，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往往存在事先的共謀。如果確實事先對他人的詐騙行為沒有具體的認識，事后只是從自己的犯罪所得中“提成”，對他人的詐騙所得又沒有參與分贓，則可能只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對其他人實施的詐騙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

　　（二）漸進式詐騙中實行犯的刑事責任

　　所謂漸進式，是指針對同一對象，先由部分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之后為了實現非法占有目的或非法占有更多的錢財，其他行為人加入其中繼續或進一步實施詐騙行為。漸進式與平行式最大的區別在于，平行式多個行為人針對的是不同的詐騙對象，而漸進式一般是多個行為人針對同一詐騙對象，只不過加入的時間先后不同。在漸進式電信詐騙中爭議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是，后加入者對先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這涉及承繼的共犯的刑事責任問題。由于這里探討的是電信詐騙中不同行為模式下實行犯的刑事責任，所以在承繼的共犯中也以承繼的共同實行犯為中心進行討論。

　　承繼的共同實行犯，是指先行為人已經實施了一部分實行行為之后，后行為人以共同實行的意思參與實行犯罪的情況。[8]一般認為，在承繼的共犯中，后行為人對所參與的行為與先行為人成立共同犯罪，但是對與自己行為沒有因果關系的先行為人的行為或結果不承擔責任，而如果先行為的效果處于持續狀態，后行為人利用了這種狀態，則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在漸進式行為模式中，如果事先有共謀，雖然加入實行行為的先后不同，則自始成立共同犯罪，而不是承繼的共犯，應對全部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如果事先確實沒有共謀，而是中途加入犯罪，那么有可能成立承繼的共同實行犯。在這種情況下，后行為人如何承擔刑事責任可以考慮以下因素：

　　1．是否利用了先行為造成的狀態。如果先行為人實施詐騙行為的效果處于延續狀態，后行為人利用了先前的狀態繼續實施詐騙行為，事后又共同分贓，則后行為人就整個犯罪與先行為人成立共同犯罪，對先行為人的行為也應承擔刑事責任。漸進式的電信詐騙多屬此類。

　　2．分贓情況。如果先行為人與后行為人對詐騙所得的全部贓款共同占有、共同分贓，則后行為人一般應對先行為人的詐騙行為共同承擔刑事責任。如果先行為人自行占有先行為詐騙所得贓款，后行為人對此沒有參與分贓，那么后行為人可能只對自己加入后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對先行為人的詐騙所得不承擔刑事責任。

　　需要指出的是，隨著電信詐騙案件的多發，一條黑色的產業鏈也逐漸生成，其中出現了一系列職業化的幫助行為。對這些行為，如果能夠證明事先有通謀或與行為人之間有共同故意，當然構成詐騙罪的共犯；如果不能證明存在共同故意，則可以按照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等進行處罰。

　　三、電信詐騙犯罪的證據審查問題

　　由于電信詐騙具有不同于普通詐騙的諸多特點，在電信詐騙的證據審查方面的側重點與普通詐騙也有所不同。在電信詐騙中，對實行犯而言，應重點審查客觀方面，確定每一起犯罪事實是否為犯罪嫌疑人所為；對于幫助犯而言，則需要重點審查主觀方面，即是否存在共同故意。

　　（一）對實行犯的證據審查

　　對電信詐騙實行犯的證據審查重點在于確定犯罪嫌疑人，可以抓住行為的主要連接要素，從不同證據中審查連接要素的指向，最終確定犯罪嫌疑人。

　　在電信詐騙案件中，詐騙事實本身一般比較清楚，即行為人虛構事實，通過網站或電話等方式騙取被害人的錢財，在這種情況下非法占有目的比較容易認定。但是由于電信詐騙的行為人一般不會與被害人直接面對面，再加上行為人往往異地實施詐騙、異地取款，犯罪與被害之間存在時空差異，在運用證據判斷某一行為是否為犯罪嫌疑人所為時常常出現困難，特別是電信詐騙往往涉及多個人實施多起犯罪，在團伙作案的基礎上又有交叉作案、單獨作案，作案手法相似，但參與者可能不完全相同，確定每一起犯罪的實行者就成為證據審查的重點和難點。所以對電信詐騙的實行犯而言，證據審查的重點是確定行為人，通過現有證據能否將某一犯罪事實與行為人聯系起來。

　　要通過證據來確定犯罪嫌疑人，應重點審查證據的關聯性，即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客觀存在的聯系。[9]電信詐騙案件中，可以抓住詐騙行為的幾個主要連接要素，包括詐騙網站的網址、電話號碼、銀行賬戶等，主要從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被害人陳述以及查實的網址、電話號碼、通話記錄、銀行卡號等書證、物證三類證據入手，重點審查上述連接因素是否指向犯罪嫌疑人，以此理出每起事實的證據線，以確定是否為犯罪嫌疑人所為。在具體審查判斷時，如果三類證據中連接點均指向犯罪嫌疑人，且能夠相互印證，那么可以認定該起事實系犯罪嫌疑人所為；如果三類證據中有兩個連接點指向犯罪嫌疑人，且能夠相互印證，一般也可以認定該起事實系犯罪嫌疑人所為；如果三類證據中只有一個連接點指向犯罪嫌疑人，又沒有其他證據佐證的，一般不能認定該起事實系犯罪嫌疑人所為。在對三類證據進行審查時，取款錄像、通話錄音作為視聽資料證據往往可以起到較強的輔助證明作用，應當注意加以利用。

　　（二）對幫助犯的證據審查

　　在電信詐騙中，與實行犯的證據審查不同，對于幫助犯而言證據審查的重點在于主觀方面，即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審查方法上可以采用推定的方法。

　　如前所述，電信詐騙呈現出明顯的團伙作案特點，往往有細致的分工，有些成員不參與實行行為，只負責辦理銀行卡、取錢、匯款等行為，在犯罪中起輔助作用。這些幫助犯一旦被查獲，往往會辯稱，自己只是受人之托存取錢款，并不知道請托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因此，對于幫助犯而言，證據審查的重點在于主觀方面，即與電信詐騙的實行犯之間是否存在共同故意。

　　對主觀故意的判斷要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在電信詐騙團伙中嚴密的組織分工，以及證據調取上的一些困難，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如實供述，可能很難有其他直接證據認定幫助犯的故意，在這種情況下往往要運用推定的方法。推定是根據兩個事實之間的一般聯系規律或“常態聯系”，當一個事實存在的時候便可以認定另外一個事實的存在。司法證明中的推定是由法律規定或由法官作出的帶有假定性質的事實判斷。[10]推定可分為法律推定和事實推定，前者是指由法律明確規定的推定；后者是指司法官在刑事訴訟中依據一定的規則所作的推定。在電信詐騙案件中運用的推定一般是事實推定，推定的前提是基礎事實的存在，而且這些基礎事實應當有證據加以證實，在此基礎上才能進行推定，同時這種推定是可以反駁和推翻的。在電信詐騙中要認定幫助犯的主觀故意，需要重點審查的基礎事實主要包括：（1）通過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辯解、同案犯的供述以及其他證據，重點審查幫助犯與實行犯有無共謀或在實行犯共謀時幫助犯是否在場；（2）是否曾參與過其他類似的詐騙犯罪；（3）辦理銀行賬戶、匯取錢款的具體時空條件；（4）幫助者與實行犯之間的關系，是親屬、朋友或是單純的雇傭等等。通過基礎事實，特別是細節方面的審查來推定幫助者與實行犯是否具有共同故意，從而確定是否構成詐騙犯罪。如果確實無法證實有共同故意的，但其行為構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竊取、收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以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等犯罪，可以按照相應的罪名定罪處罰。
　　【注釋】
[1]本文系北京市人民檢察院2010年調研課題《電信詐騙犯罪的刑法認定及司法處理》的部分成果。
[2]參見歐陽穎思：《探討電信詐騙之特殊性—以客觀構成要件為視角》，載《法制與社會》2010年第5期，第278頁。
[3]參見陳謹昆著：《刑事訴訟法通義》，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頁。
[4]參見陳衛東主編：《刑事訴訟法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125-126頁。
[5]參見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上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頁。
[6]參見周光權：《論正犯的觀念》，載《人民檢察》2010年第7期，第10頁。
[7]吳光俠著：《主犯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頁。
[8]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頁。
[9]參見何家弘主編：《證據法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頁。
[10]參見何家弘：《論司法證明中的推定》，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