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探析
- 期刊名稱：《四川警察學院學報》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探析
陳洪兵
（燕山大學 河北秦皇島 066004）
內容摘要：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罪狀中的“幫助”應予去掉；變造證據不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隱匿證據屬于毀滅證據行為；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不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共犯。
關鍵詞：幫助；毀滅；偽造；隱匿；變造；證據
中圖分類號：D924.399
文獻標識號：A 文章編號：1009-8410(2004)03—0025—04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rime of Helping to Damage and Forge Proofs
CHEN hong-bing
Abstract: The“help”of the crime of helping to damage and forge proofs should be got rid of, The action of changing proofs is not a crime; To hide proofs belong to damaging proofs; It is not a crime to goad or incite others to help himself to damage of forge proofs.
Key words: Help; damaeg; forge; hide; change; proof
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二款規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是1997年修訂刑法時新增的罪名。關于該罪名的理解和適用，刑法教科書沒有進行深入的闡述。
一、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理解與適用
（一）如何理解“幫助”？
該條中的“幫助”和幫助犯中的“幫助”是否同一意義？如果是同一意義，那么，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的，根據刑法第二十七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的規定，似乎只構成從犯，而接受幫助的當事人才是主犯。果真應這樣理解嗎？權威教科書認為，“所謂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是指為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提供幫助，至于幫助的方式則是多種多樣的。”[1]（P856）
另有教科書認為，“這里所謂幫助，實質是指一切替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包括受當事人指使而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教唆、指使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為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提供各種便利條件或者伙同當事人共同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向當事人教唆毀滅、偽造證據方法的行為，等等。換言之，這里的幫助僅僅意味著不包括當事人本人的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換言之，不包括為自身的利害關系而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2](P909）筆者同意后一教科書的觀點。理由是，首先，從沿革上考察，三大訴訟法均只是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不得毀滅、偽造證據，而沒有出現“幫助”的字樣，具體規定在刑訴法第四十五條、民訴法第一百零二條、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幫助”字樣大概來源于刑訴法第三十八條，該條規定，“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而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中的證據，顯然不只是刑事證據，而應包括三大訴訟法所規定的所有證據，甚至包括現在和將來規定在其他法律中的證據。其次，不能說只有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才構成犯罪，而采取不讓當事人知曉直接毀滅、偽造證據的方式就不構成犯罪。因此，筆者認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中的幫助，僅僅是也只能是指當事人本人實施以外的——切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因為不能期待當事人本人不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即缺乏期待可能性。但對于當事人以外的其他人是存在期待可能性的，故立法上禁止的只是他人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
為避免上述不必要的理解歧義，筆者認為日本刑法典的規定值得我們借鑒。日本刑法典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就他人的刑事案件，隱滅、偽造或者變造證據，或者使用偽造或者變造的證據的，處三年以下懲役或者十萬元以下罰金。”[3](P147)明確規定是“就他人”的案件隱滅、偽造證據，就不會產生歧義。
另外，日本刑法典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直系血親或者配偶，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兩項之罪的，不處罰；其他親屬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兩項之罪的，可以免除處罰”。筆者認為，日本的這種規定較為人性化。其實，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盜竊罪的司法解釋中也規定要把親屬之間的盜竊和親屬之外的盜竊區別對待。在我國古代刑法中也——直存在“親親相容隱”的規定。對此，我們恐怕不能簡單地斥之為糟粕。筆者以為，讓刑法在內的所有立法及司法適用盡量人性化，應是我們所有法律工作者的追求目標。
（二）如何理解“毀滅”、“變造”證據是否也屬于偽造證據？
從物理上消滅證據，無疑屬于毀滅證據，但對于不從物理上消滅證據，而是實施一定的行為致使證據證明力消滅或降低的行為，是否也屬于毀滅證據呢？筆者認為，證據的意義不在于證據的外形本身，而是其對于查明案件真相的證明力，法律保護證據也就在于保護證據的證明力不被破壞。因此，一切致使證據證明力喪失或降低的行為均是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中的“毀滅”。
還有一個問題是，隱匿、隱藏證據是否屬于毀滅證據？換言之，隱匿、隱藏證據的行為是否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刑訴法第四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凡是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無論屬于何方，必須受法律追究”。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或者處1000元以下的罰款、15日以下的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偽造、隱藏、毀滅證據的；……”毀滅證據的實質是使證據證明力喪失或者降低，而隱匿、隱藏證據則是使證據根本不能發揮證明力，應該說，社會危害性有過之而無不及，符合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本質，可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定罪處罰。當然，嚴格說來，現有立法是存在一定問題的，需要加以完善。一方面，可以把隱匿、隱藏證據明文規定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一種行為。另一方面，三大訴訟法措詞應統一，建議統一使用“毀滅、隱匿、偽造、變造證據”的表述。
變造證據是否屬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中的偽造呢？從一定意義上說，“偽造”證據是從無到有，“變造”證據是從此到彼，如對賬本上的數據進行涂改、變更，就是變造證據，而如果原本沒有賬本而炮制一本賬本，就是偽造證據。但是，如果把幫助毀滅、偽造證據中的偽造證據僅僅理解為是指從無到有，變造證據行為就無所歸依，就會因此放縱變造證據的行為。現行刑法分別規定了變造貨幣罪、變造金融票證罪、變造國家有價證券罪、變造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變造居民身份證罪、變造武裝部隊公文、證件、印章罪等等一系列“變造型”犯罪。從這些規定似乎可以看出，凡立法者認為“變造”行為達到了應受刑罰處罰的社會危害性的，都已單獨明文作了規定，沒規定的“變造”行為就不構成犯罪。如刑法第二百八十條規定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的行為構成犯罪，而對于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印章而言，只有偽造行為才構成犯罪，變造就不構成犯罪。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立法者認為，變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為，沒有必要用刑法予以規制。由此筆者得出結論：幫助當事人變造證據的，不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即使有人認為變造證據的行為也應受到刑罰懲處，那也只能是應然的范疇，而不是實然的范疇。當然，為有效打擊變造證據的行為，立法者可以考慮在將來修訂刑法時明文規定變造證據的行為也構成犯罪。在立法作出修改前，我們只能如是理解。
（三）當事人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當事人能否構成共犯？
禁止當事人毀滅、偽造自己的證據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因此，當事人不是毀滅、偽造證據犯罪的主體，正如本人不是贓物犯罪的主體一樣。但是，禁止當事人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是否同樣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呢？或者說，當事人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是否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共犯而被追究刑事責任呢？筆者認為，作為當事人，出于保護自己的本能，不可避免地會實施毀滅、偽造證據或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因此，把當事人作為共犯來追究刑事責任，不符合期待可能性原理和立法本意，只能追究當事人以外的他人的刑事責任。
問題是，教唆、指使無刑事責任能力人或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能否以間接正犯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呢？在他人無刑事責任能力的情況下，若不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就沒有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筆者認為，即使沒有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根據期待可能性原理，也不能以間接正犯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
（四）毀滅、偽造共同犯罪證據的，能否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
只要毀滅、偽造的證據與自己的犯罪有關，即使所毀滅、偽造的證據也是他人的犯罪證據，也不能追究毀滅、偽造證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當然，如果毀滅、偽造的證據，與自己的犯罪無關，則可能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
（五）毀滅的是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或者偽造的是不利于當事人的證據時，能否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
好心幫倒忙，在司法實踐中也不能說一定不會發生。再說，出于陷害當事人的目的毀滅、偽造證據的情形，也是可能存在的。毀滅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或者偽造的是不利于當事人的證據，說是“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似乎很難說得過去，但筆者認為，這種行為同樣應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定罪處罰。理由是，三大訴訟法中除刑訴法對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的規定中使用了“幫助”字樣以外，并沒有再出現幫助的字樣，顯然，立法的本意在于禁止和打擊一切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不管所毀滅、偽造的證據是否有利于當事人。此其一；其二，即使毀滅的客觀上是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或偽造的客觀上是不利于當事人的證據，也都同樣侵犯了立法設置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司法機關正常的訴訟活動，符合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犯罪構成，因此，沒有理由不以該罪名定罪處罰。
（六）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與相關犯罪的想象競合與法規競合。
1．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與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之間的關系。
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的，既符合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的犯罪構成，又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二款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犯罪構成。筆者認為，相對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而言，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僅限于發生在刑事訴訟中，主體僅限于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盡管兩罪侵犯的法益均是司法機關正常的訴訟活動，但立法者賦予了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更多的不法內涵評價，因而配置了更重的法定刑，相當于特別法，兩者形成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法規競合關系，根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規競合的適用原則，適用特別法按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定罪量刑，排斥普通法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罪名的適用。
2．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與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之間的想象競合關系。
刑法在第三百零七條第三款規定，“司法工作人員犯前兩款罪的，從重處罰”。司法實踐中，司法工作人員往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取毀滅、偽造證據的方式，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或者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或者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這樣，司法工作人員的行為，既符合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犯罪構成，又符合徇私枉法罪或枉法裁判罪的犯罪構成。筆者認為，盡管兩罪所侵犯的法益可以說都是司法機關的正常的訴訟活動，但徇私枉法罪和枉法裁判罪還具有瀆職性，實施徇私枉法行為或枉法裁判行為，還直接影響到國家機關的聲譽。因此，相對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而言，立法者賦予了徇私枉法罪和枉法裁判罪更多的不法內涵評價，配置了更重的法定刑。因此，筆者認為，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毀滅、偽造證據行為，同時符合兩罪的犯罪構成時，只能以徇私枉法罪或枉法裁判罪定罪處罰，而不能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從重處罰。只有在司法工作人員實施毀滅、偽造證據時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徇私枉法、徇情枉法，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狂法裁判罪的犯罪構成時，才能根據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三款的規定，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對司法工作人員從重處罰。
二、完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罪名的建議
根據前面論述，筆者認為，現行刑法在關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罪狀的描述上，有兩方面不夠合理。一是，“幫助”一詞易生歧義，應予去掉。二是，在行為的客觀方面應增加隱匿、變造證據兩種行為。基于上述思考，筆者建議，將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二款修改為：毀滅、隱匿、偽造、變造他人案件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收稿日期：2003-11-17
作者簡介：陳洪兵，(1970- ），男，湖北荊門人，刑法學碩士，燕山大學文法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1]高銘暄.新編中國刑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l998.
[2]何秉松.刑法教科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
[3]張明楷.日本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責任編輯：金光明）
陳洪兵
（燕山大學 河北秦皇島 066004）
內容摘要：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罪狀中的“幫助”應予去掉；變造證據不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隱匿證據屬于毀滅證據行為；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不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共犯。
關鍵詞：幫助；毀滅；偽造；隱匿；變造；證據
中圖分類號：D924.399
文獻標識號：A 文章編號：1009-8410(2004)03—0025—04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rime of Helping to Damage and Forge Proofs
CHEN hong-bing
Abstract: The“help”of the crime of helping to damage and forge proofs should be got rid of, The action of changing proofs is not a crime; To hide proofs belong to damaging proofs; It is not a crime to goad or incite others to help himself to damage of forge proofs.
Key words: Help; damaeg; forge; hide; change; proof
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二款規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是1997年修訂刑法時新增的罪名。關于該罪名的理解和適用，刑法教科書沒有進行深入的闡述。
一、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理解與適用
（一）如何理解“幫助”？
該條中的“幫助”和幫助犯中的“幫助”是否同一意義？如果是同一意義，那么，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的，根據刑法第二十七條“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是從犯”的規定，似乎只構成從犯，而接受幫助的當事人才是主犯。果真應這樣理解嗎？權威教科書認為，“所謂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是指為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提供幫助，至于幫助的方式則是多種多樣的。”[1]（P856）
另有教科書認為，“這里所謂幫助，實質是指一切替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包括受當事人指使而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教唆、指使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為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提供各種便利條件或者伙同當事人共同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向當事人教唆毀滅、偽造證據方法的行為，等等。換言之，這里的幫助僅僅意味著不包括當事人本人的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換言之，不包括為自身的利害關系而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2](P909）筆者同意后一教科書的觀點。理由是，首先，從沿革上考察，三大訴訟法均只是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不得毀滅、偽造證據，而沒有出現“幫助”的字樣，具體規定在刑訴法第四十五條、民訴法第一百零二條、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幫助”字樣大概來源于刑訴法第三十八條，該條規定，“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不得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不得威脅、引誘證人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以及進行其他干擾司法機關訴訟活動的行為”。而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中的證據，顯然不只是刑事證據，而應包括三大訴訟法所規定的所有證據，甚至包括現在和將來規定在其他法律中的證據。其次，不能說只有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才構成犯罪，而采取不讓當事人知曉直接毀滅、偽造證據的方式就不構成犯罪。因此，筆者認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中的幫助，僅僅是也只能是指當事人本人實施以外的——切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因為不能期待當事人本人不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即缺乏期待可能性。但對于當事人以外的其他人是存在期待可能性的，故立法上禁止的只是他人實施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
為避免上述不必要的理解歧義，筆者認為日本刑法典的規定值得我們借鑒。日本刑法典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就他人的刑事案件，隱滅、偽造或者變造證據，或者使用偽造或者變造的證據的，處三年以下懲役或者十萬元以下罰金。”[3](P147)明確規定是“就他人”的案件隱滅、偽造證據，就不會產生歧義。
另外，日本刑法典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直系血親或者配偶，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兩項之罪的，不處罰；其他親屬為了本人的利益犯前兩項之罪的，可以免除處罰”。筆者認為，日本的這種規定較為人性化。其實，我國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盜竊罪的司法解釋中也規定要把親屬之間的盜竊和親屬之外的盜竊區別對待。在我國古代刑法中也——直存在“親親相容隱”的規定。對此，我們恐怕不能簡單地斥之為糟粕。筆者以為，讓刑法在內的所有立法及司法適用盡量人性化，應是我們所有法律工作者的追求目標。
（二）如何理解“毀滅”、“變造”證據是否也屬于偽造證據？
從物理上消滅證據，無疑屬于毀滅證據，但對于不從物理上消滅證據，而是實施一定的行為致使證據證明力消滅或降低的行為，是否也屬于毀滅證據呢？筆者認為，證據的意義不在于證據的外形本身，而是其對于查明案件真相的證明力，法律保護證據也就在于保護證據的證明力不被破壞。因此，一切致使證據證明力喪失或降低的行為均是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中的“毀滅”。
還有一個問題是，隱匿、隱藏證據是否屬于毀滅證據？換言之，隱匿、隱藏證據的行為是否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刑訴法第四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凡是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無論屬于何方，必須受法律追究”。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訓誡、責令具結悔過或者處1000元以下的罰款、15日以下的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二）偽造、隱藏、毀滅證據的；……”毀滅證據的實質是使證據證明力喪失或者降低，而隱匿、隱藏證據則是使證據根本不能發揮證明力，應該說，社會危害性有過之而無不及，符合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本質，可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定罪處罰。當然，嚴格說來，現有立法是存在一定問題的，需要加以完善。一方面，可以把隱匿、隱藏證據明文規定為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一種行為。另一方面，三大訴訟法措詞應統一，建議統一使用“毀滅、隱匿、偽造、變造證據”的表述。
變造證據是否屬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中的偽造呢？從一定意義上說，“偽造”證據是從無到有，“變造”證據是從此到彼，如對賬本上的數據進行涂改、變更，就是變造證據，而如果原本沒有賬本而炮制一本賬本，就是偽造證據。但是，如果把幫助毀滅、偽造證據中的偽造證據僅僅理解為是指從無到有，變造證據行為就無所歸依，就會因此放縱變造證據的行為。現行刑法分別規定了變造貨幣罪、變造金融票證罪、變造國家有價證券罪、變造股票、公司、企業債券罪、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變造居民身份證罪、變造武裝部隊公文、證件、印章罪等等一系列“變造型”犯罪。從這些規定似乎可以看出，凡立法者認為“變造”行為達到了應受刑罰處罰的社會危害性的，都已單獨明文作了規定，沒規定的“變造”行為就不構成犯罪。如刑法第二百八十條規定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的行為構成犯罪，而對于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印章而言，只有偽造行為才構成犯罪，變造就不構成犯罪。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立法者認為，變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印章的行為，沒有必要用刑法予以規制。由此筆者得出結論：幫助當事人變造證據的，不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即使有人認為變造證據的行為也應受到刑罰懲處，那也只能是應然的范疇，而不是實然的范疇。當然，為有效打擊變造證據的行為，立法者可以考慮在將來修訂刑法時明文規定變造證據的行為也構成犯罪。在立法作出修改前，我們只能如是理解。
（三）當事人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當事人能否構成共犯？
禁止當事人毀滅、偽造自己的證據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因此，當事人不是毀滅、偽造證據犯罪的主體，正如本人不是贓物犯罪的主體一樣。但是，禁止當事人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是否同樣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呢？或者說，當事人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是否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共犯而被追究刑事責任呢？筆者認為，作為當事人，出于保護自己的本能，不可避免地會實施毀滅、偽造證據或教唆、指使他人幫助自己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因此，把當事人作為共犯來追究刑事責任，不符合期待可能性原理和立法本意，只能追究當事人以外的他人的刑事責任。
問題是，教唆、指使無刑事責任能力人或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能否以間接正犯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呢？在他人無刑事責任能力的情況下，若不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就沒有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筆者認為，即使沒有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根據期待可能性原理，也不能以間接正犯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
（四）毀滅、偽造共同犯罪證據的，能否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
只要毀滅、偽造的證據與自己的犯罪有關，即使所毀滅、偽造的證據也是他人的犯罪證據，也不能追究毀滅、偽造證據行為人的刑事責任。當然，如果毀滅、偽造的證據，與自己的犯罪無關，則可能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
（五）毀滅的是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或者偽造的是不利于當事人的證據時，能否構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
好心幫倒忙，在司法實踐中也不能說一定不會發生。再說，出于陷害當事人的目的毀滅、偽造證據的情形，也是可能存在的。毀滅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或者偽造的是不利于當事人的證據，說是“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似乎很難說得過去，但筆者認為，這種行為同樣應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定罪處罰。理由是，三大訴訟法中除刑訴法對辯護律師和其他辯護人的規定中使用了“幫助”字樣以外，并沒有再出現幫助的字樣，顯然，立法的本意在于禁止和打擊一切毀滅、偽造證據的行為，不管所毀滅、偽造的證據是否有利于當事人。此其一；其二，即使毀滅的客觀上是有利于當事人的證據或偽造的客觀上是不利于當事人的證據，也都同樣侵犯了立法設置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所要保護的法益——司法機關正常的訴訟活動，符合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犯罪構成，因此，沒有理由不以該罪名定罪處罰。
（六）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與相關犯罪的想象競合與法規競合。
1．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與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之間的關系。
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的，既符合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的犯罪構成，又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二款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犯罪構成。筆者認為，相對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而言，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僅限于發生在刑事訴訟中，主體僅限于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盡管兩罪侵犯的法益均是司法機關正常的訴訟活動，但立法者賦予了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更多的不法內涵評價，因而配置了更重的法定刑，相當于特別法，兩者形成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間的法規競合關系，根據“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規競合的適用原則，適用特別法按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罪定罪量刑，排斥普通法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罪名的適用。
2．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與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之間的想象競合關系。
刑法在第三百零七條第三款規定，“司法工作人員犯前兩款罪的，從重處罰”。司法實踐中，司法工作人員往往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采取毀滅、偽造證據的方式，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或者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或者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這樣，司法工作人員的行為，既符合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的犯罪構成，又符合徇私枉法罪或枉法裁判罪的犯罪構成。筆者認為，盡管兩罪所侵犯的法益可以說都是司法機關的正常的訴訟活動，但徇私枉法罪和枉法裁判罪還具有瀆職性，實施徇私枉法行為或枉法裁判行為，還直接影響到國家機關的聲譽。因此，相對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而言，立法者賦予了徇私枉法罪和枉法裁判罪更多的不法內涵評價，配置了更重的法定刑。因此，筆者認為，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毀滅、偽造證據行為，同時符合兩罪的犯罪構成時，只能以徇私枉法罪或枉法裁判罪定罪處罰，而不能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從重處罰。只有在司法工作人員實施毀滅、偽造證據時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徇私枉法、徇情枉法，不符合徇私枉法罪、狂法裁判罪的犯罪構成時，才能根據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三款的規定，以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對司法工作人員從重處罰。
二、完善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罪名的建議
根據前面論述，筆者認為，現行刑法在關于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罪狀的描述上，有兩方面不夠合理。一是，“幫助”一詞易生歧義，應予去掉。二是，在行為的客觀方面應增加隱匿、變造證據兩種行為。基于上述思考，筆者建議，將刑法第三百零七條第二款修改為：毀滅、隱匿、偽造、變造他人案件證據，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收稿日期：2003-11-17
作者簡介：陳洪兵，(1970- ），男，湖北荊門人，刑法學碩士，燕山大學文法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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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秉松.刑法教科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
[3]張明楷.日本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責任編輯：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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